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顶凌播种 苦乐年华—《爸爸和我》连载之七
黑龙江兵团网   2008-11-27      作者:赵德全    来源:
 

二三  春季播种

 

19743月下旬,小北风仍在刮,天气还很冷,各车组都在积极检修车辆和保养农机具,做春播前的准备工作。

在连队农具场,我们车组和其他车组一样,支起播种机,都在调播量。车长和猴子拿个小秤,边称、边记每个排种口排出的种子重量,根据团里给的这批种子的千粒重、发芽率和亩保苗株数,再算出亩播量。老太太带领我们几个保养开沟器,不时还要帮助车长去摇播种机的大轮子。

开沟器是锥形铸件平轴承,需要调整中间垫片来保证开沟器旋转的正常间隙,还要疏通黄油嘴和润滑油道。特别是新轴承老开沟器,没垫都旷,很难匹配。我们既要灵活掌握,又要耐心调整,不时还得焐焐手和烤烤火。三台播种机的开沟器再加上备用的就是七、八十个,好大一堆,这都需要我们慢慢地进行调整和匹配。

车长和猴子也是一边称、一边记,还要一边算、一边调,更是烦琐。猴子有点不耐烦了:“我说老石头,你也别太认真了,差不多就行了,哪回到地里播种时还不是得再调几回!”车长没说话,老太太接过话说:“就你猴子多嘴,哪年哪台车不都是一点一点地调,没有像你这样的,牢骚怪话,你不愿意调你就装开沟器去!”猴子讨了个没趣,就坐到旁边抽烟去了。

这时车长喊我:“小赵!你过来记,这个工作就得认认真真,一丝不苟。像猴子说得那样,咱都不调,一亩地多播一斤,那就要浪费上万斤种子,少播一斤,那就要少打几万斤粮食。这一点也含糊不得!”车长很激动,又很严肃。我真没想到,这几两、几钱的种子和实际的差距真是太大了。就这样,我们两两钱钱、反反复复,按要求把播量调准。

几天之后,我们就发动机车,一车拉一根十来米长的钢轨和报废链轨钣,进行耢地作业,平整土地,准备抢播小麦。由于半夜以后有冻,夜班耢地只能干半宿,为了第二天不烤车,后半夜留两个人看车。就是把八台链轨拖拉机和两台轮式拖拉机发动着,等水温达到九十度时熄火。两小时后,车凉了再发动,一般重复一、两次也就天亮了。

一天晚上十一点,吃完夜班饭,我和一位齐市知青藤长顺(199车助手)看车。在发动完车后,他说:“小赵,咱俩把铁牛开、开到团部遛一圈,回、回来时其它车的温度也、也上来了,省得咱们还、还在这干、干等。”我看也行,就同他一起把铁牛—45开出农具场,顺着公路奔团部驶去。他驾车水平有限,开车不看路,只看右前轮,所以在路上是左摇右晃直画龙,我还不时帮助他拽拽方向盘。只能用三档,而且油门也不稳,铁牛是一窜一窜的,连四档都不敢挂。最后他只能用怠速走,手把方向盘找感觉,越慢龙的弧度画得越大,有时车都快掉进了路左侧的沟里。嘴还结结巴巴的边笑边说:“你看我咋、咋就把、把不直溜?”慢慢腾腾半小时还没开到团部。

我们心里没有底。过了一号地头和科研站交界的木桥,就赶紧回返,可就在调头时又一下子掉进马路沟。沟里还有雪,说什么也出不来了。我接过方向盘,连差速锁都用上了,也没能爬出满是冰雪的马路沟。四周漆黑一片,没有一点光亮,就连天上的星星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我俩的心都在一分一厘地向嗓子眼收紧。已经出来一小时了,再回不去,保养间内、外的九台车就要开锅,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正在这时,科研站地里有灯光在晃动,并且传来机车的声音,还有车在耢地。我一阵兴奋,急忙深一脚浅一脚拼命向灯光的前方狂奔。终于在半路截住了车,还是高一排的、我们同届不同班的同学王清明开车。他也在耢地,正在往回返,真是天助我也。他开车过来把铁牛拽出来之后,我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,就赶紧上车,挂上五档开到最高速度返回连队。到保养间一看,机车温度都已接近九十度,我们立即熄火,神不知、鬼不觉,平平安安。如果再晚回来二十分钟,就有可能发生重大事故,这是多么惊险的一幕。

四月,早晚还有冻,一丝丝的凉风,吹在脸上也不好受。在一片片平整的土地上,一台台机车正在你追我赶的进行播种作业。我们身穿棉袄,头扎种子袋拆的披肩布,戴着风镜和口罩,手拿小铁钩,坐在播种机上。不仅要看排种口的种子和肥料以及输种管堵没堵,及时添加种子和肥料,到地头还要起落播种机,两头把边的额外还得起落划印器。每圈回来加种子和肥料时,还要看是否达到了亩播量,并且随时进行调整。这时孙猴子边调边说:“你看你看,年年如此。不调个十遍八遍的,准不了!”但是,机车的轰鸣声和人们装种子、化肥的嘈杂声,压过了猴子的嘟囔和牢骚声。

看着各个车长和驾驶员把车开得笔直一条线,敬佩之情,油然而生。标准作业的要求是:每一条垄的百米之间拉一直线,这条垄和这一直线的左右偏差不准超过五公分。播种中途严禁换档,可我们的驾驶员技术娴熟,抢时间、争速度都挂飞档。如果换不上档,车一停,输种管里流动的种子就一下全落在一起,机车起步再走,又是一米多没有种子,现在看不出来,等小麦镇压、大豆中耕时就一目了然了。齐刷刷一堆堆的小苗后就是三块三角形排列的一米多长、三米多宽的斑秃,极不雅观。但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少太少了,偶尔有,也就是我们误车或排除故障后,人工没有补种匀而造成的。真是高标准、严要求。特别是播大豆,如果播不直,中耕时就容易杀苗而影响产量,收割时还会造成浪费或少割一垄影响进度。真是一环扣一环,哪一环出问题,后面间接的损失都是不可预估的。

所以,我们都在勤学苦练,精益求精。我就是在耙地时,也按照播种的要求来体会和检验自己的驾驶操作水平。

 

二四  苦乐年华

 

连队的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。凡是重大节日和麦收、秋收结束后,不但要举行会餐,各班组还要演出节目。连队的演出队也在业余时间积极排练节目,以迎接团里不定期的文艺会演,邻近的各连队之间,也经常互相慰问演出和举行各类球赛。食堂门口的篮球场上是你争我夺,场外还有单双杠,食堂里的乒乓球也在你推我挡。男宿舍前的树上还拴有吊环,女宿舍门前也就是传传排球和打打羽毛球等。

除了这些,晚饭后,各个宿舍里同样也是生机勃勃,歌声不断。手风琴、笛子、琵琶、二胡等乐器从不同宿舍传出不同的旋律。特别是样板戏,只要有一个人唱,马上就会有人跟着齐唱。木工班的一名上海知青唱的越剧,非常好听,经常有人去他宿舍叫他来一段,虽然听不懂词,但曲调还是格外动听的。

但也有不足之处,虽然团里有一台嘎斯车,拉着放映队在连队巡回演电影,但仍满足不了需求。我记得演电影《青松岭》和《金光大道》就赶上了白天,职工家属从家里拿来了毯子,蒙在食堂的窗户上,可当班的还有看不到的。我忘了是七四年还是七五年的一个冬夜,我们六、七个人(好像有北京知青秋子,上海知青黑皮,齐市知青栓儿和耗子等),趟着没膝深的雪,走到团部,就为看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。没有票,电影队说什么也不让进,我们只好围着团俱乐部四周高高的窗户,听了听还没有踩雪声大的、含糊不清的声音后,就立即返回连队。到宿舍时,已经是后半夜两点多钟了。

战天斗地,苦乐年华。1974年,为了响应兵团党委“学大寨,赶涝州,三年上纲要,五年跨黄河”的号召,把我团建成大寨团。团里不顾连队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,违背了自然规律,盲目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,以提高单产,搞全民大会战。当时团里的要求是锁头看家,烟囱放哨,地里三顿饭,两头看不见。怕伤苗,禁止苗前耙和蒙头土。以至于我们机务战士也早晨三点起床,拿锄头铲地,晚九点钟才能回宿舍,真是苦不堪言。后期又阴雨连绵,地里饱和,机械又下不了地,接着草荒又上来了。

清晨,毛毛细雨。天还没亮,连长的哨音又响了,全连干部战士全部挽着裤腿,光着脚下地了。一个个都饿着肚子,疲惫不堪地走在田间公路上。

在二号地,天一见亮,远远望去,除了连干部抬来的流动厕所随着人群在地里站着,其余人都像趴在地里一样,雾气缭绕,又像参加渡江战役的将士们在劈波斩浪。我们在腿肚深的泥里拔草、间苗,腿脚都泡得发白发木,就连手指肚也是胖涨出了褶子。我也是腰酸腿疼,边干活边后悔,内心极为矛盾,动摇思想经常在脑海里出现,泡病号的想法也不是没想过。但大家都这样,我也没办法,只有默默地坚持、坚持再坚持。

每天的三顿饭都是肉包子和菜汤,所以一个顺口溜便传开了:“兵团战士爱喝汤,早晨喝了迎朝阳,中午喝了添力量,晚上喝了爱尿炕。”只要不下大雨就不撤兵,艰苦程度可想而知。天天如此,没有一人退却,连后进战士也不甘落后。这和团党委和连里的政治思想教育,以及广大指战员自身的政治素质是分不开的。但秋后玉米的斤成本却高出商品粮价格的几倍,得不偿失,这同样也是官僚主义瞎指挥的严重后果。

这时候,宿舍里再也听不到乐器的旋律和悦耳的歌声了。下班回来,一个个都直挺挺地躺在床铺上闭目养神,抓紧每一分钟休息,这一天天的工作实在是太苦、太累、太疲倦了。就是这样,只要一听到晒场的钟声,不管什么时间,哪怕是后半夜,不论男女老少,还是病号,都去晒场抢场,都怕到手的粮食再遭受损失。就连平时工作偷懒的后进战士也积极参加,这崇高的精神风貌哪里有?哪里去找!

九月,秋雨偏多,涝情严重,机车下不了地。团里又要求人工收割大豆,搞人海战术,用小镰刀战胜机械化,全连干部战士一律下地割大豆。没想到,“十.一”刚过,又比往年提前降了一场大雪。没收割的大豆,下一半埋在雪里,个别地号长势低矮的大豆,都被雪埋上,勉强能分辨出沟和垄,先期割倒的大豆全都埋在雪里。为了让雪早点化完,连里动员男女老少所有人员,又全部内穿毡袜外套高统靴子下地破雪,连中耕机都上去了。随着气温回升,割倒的大豆又泡在水里。一化一冻,泥里水里都有,封冻后有不少又冻在冰里。后期脱谷时浪费太大,什么泥花脸、破碎粒,质量也不好。只能榨油和当饲料,全团的大豆损失又将近二成。

这苦、这累、这收成,反差太大,不成正比。至于为什么?看到这里,我不费笔墨,你也一定明白了。

 

二五  机务宿舍

 

1973年秋,我到机务排不久,为了工作方便,便于管理和互不干扰,我离开了农工排宿舍,搬进了机务排宿舍。

机务排的宿舍是砖瓦房,在农工排宿舍西,和食堂隔着连队中轴线的南北路。五个门,十个屋。前外门一进,正面是个炉子,它管两屋的共同火墙;左右对称两个内门,门的南边是东西各屋小火墙的炉子。我在左边即西屋,一共四个人。铁牛驾驶员万宝宽,人称老万,鸡西知青,上宽下窄的脸型,帽檐总是端正且圆弧形的卡在眉毛上。比较勤快,每天起得很早,打开水、掏掏炉子,还边忙边哼着歌。也难怪,四人当中就他有对象,对象是炊事班的。一但她来,我们赶紧知趣躲开;169车驾驶员宋永源,外号大学生,上海知青,文质彬彬,庄重的脸庞下,一年有两季半绕个围脖。年近三十,对象他不搞,就想回上海。特爱照相和讲究吃,他的照片还特像电影明星。每次探亲都带回不少火腿、腊肉和腊肠等,经常在宿舍里做吃的,非常讲究,偶尔也从箱子底拿出个洋撮子(前进帽)戴戴;烘炉工王立国,外号小犊子,本连知青,和我一样,瘦长脸。尖顶的军帽里隐藏个手绢,这在当时是最流行的哈市知青戴法,可帽檐总不在标准位置。人挺好,也肯干,但总是忙不到正地方。

至于我吗?身高一米七二,从头到脚一身军用品,外号暂时还没有。至于长相,你看完下面就知道了。在1976年团篮球队的时候,从二十六连来了一位原三十六团(八五O农场)篮球队员,当他看到我运动服上的号码时,感到非常惊讶。他笑着对我说:“哎哟!三十三团的5号就是你呀?我只听说三十三团篮球队,有一个5号,三十五六岁,个儿不高,可厉害了,投篮可准了。原来就是你呀!比我还小一岁。”我听后很是自卑,可我当时还不满二十周岁,长相再超前,也不至于成熟到这种程度。可笑!

我的床铺在前窗边靠西墙,老万和我一样也靠西墙,在我北侧,中间隔着我的木箱,后窗是小犊子。小火墙是从门外旁的炉子进来,从前窗户底下过来、经过我的铺底下,再经过老万和小犊子的铺底下进入东火墙。靠东火墙的是大学生,他的床头是水缸,在宿舍门后,我正冲门,夏天两屋开门,可直接看见对门屋我对称的床铺位置。我们四人虽然来自不同省市,但也不分你我,十分和气。天天上班下班,白班夜班,除了冬天,很少有四人同宿。

1975年春节,我休探亲假回到师部家里过年。爸爸托上海知青给我买回一块上海牌手表,这可是我工作一年多的积蓄。我戴在左手腕上,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,有事没事,总要看上几眼。(照片48

春节过后,连里每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今晚就要召开。之前各班、排都已经开完,今天在连里开大会集中。

晚饭前,连里的大车给我们宿舍拉来了好煤,卸在门口。以往我们宿舍烧的煤,都是团山矿产的无烟煤,热量低,也没块,不好烧。今年连里为了让大家过好冬,特意从团部拉来鸡西梨树矿产的块煤。一宿舍一车,女宿舍已经拉完,男宿舍我们是第一车。等我们吃完晚饭回来时,就见其他宿舍的人都鬼鬼祟祟地往各自宿舍里撮。怎么办?老万焦急地对我们说:“咱费点劲,把煤撮屋来吧,等明天就没了。”我们说:“行!”于是,短短时间,我们一头热汗,就把将近一马车的煤从窗户撮进了屋里,堆在屋内窗底下的小火墙上。生上炉子,特意锁上门,就去食堂开会。

会场内,座无虚席,说话声、嗑瓜籽声和香烟味,充满了整个会场。时间未到,指导员便招呼:“小郭,起个歌!”这时,一位北京女知青站起来起歌:“兵团战士胸有朝阳,胸有朝阳……”还没等说“唱!”时,我们宿舍的老万就喊了:“哎—,怎么后面还带颤音呢?”大家一阵哄笑没唱起来。这时连长不知啥时进来了,厉声说道:“老万,你眯着!”顿时,整个会场是鸦雀无声。

当连长在台上坐下时,指导员站起来宣布大会开始:“今天我们还是老调重弹,充分发扬民主,商量和确认一下我们今年瓜菜的种植面积。老管,你先说!”农工排管排长站起来说:“我们农工排经过认真讨论和汇总,认为:西瓜,应比去年多种点,五亩;香瓜七亩;毛嗑五百亩;黄瓜、茄子、西红柿外甥打灯笼——照舅(照旧)。没了!”“机务排!”指导员又说。罗副连长站了起来说:“那啥子哈!机务排认为都应该多种,特别是大白菜,虽然长不大哈,但总比吃老三样(萝卜、土豆、大头菜)多一样嘛。”说完还很不好意思地回头笑了笑。畜牧排长直接站起来说:“我们大同小异,主要是多种点谷子,牲畜最爱吃谷草。还有鸡蛋,应随时往各班分,一月一分现在行,夏天容易坏。牛去年没出口,今年多几头,牛舍是否应该扩大一下。”说完就坐了下去。指导员接着说:“各排都说完了,下面个人还有没有补充意见,接着说!”会场没有动静。

这时,连长站起来说:“老万!你站起来说,刚才劲挺足的。”大家又是一阵哄笑。老万红着脸似站非站(醉站),也带着颤音说:“我看毛嗑应多种点,种个千八百儿亩的,我们探亲时好多往家带点,总不能光带白面吧?”连长接过话说:“我看你啥时也没少带过!坐下吧,我和指导员商量一下。”

只见两位连队主官在台上嘀咕一会后,指导员站了起来。大声说:“同志们!我和连长决定了!今年全部增加种植面积,西瓜十亩,香瓜十亩,毛嗑五百亩。怎么样?”“好!”大家非常激动,会场一片掌声。“但是!”指导员停顿一下又加重语气说:“但是!我管后勤,我得为后勤说句话,今年多种了,管理时大家要热情支持,早晚要积极参加义务劳动,好不好?”“好!”会场又是一片掌声。

你看!生活在这样的连队里,我们有多自豪、多快乐!“还有,尊重畜牧排的意见,谷子种二百亩,鸡蛋按班分,一人五斤,随时去商店领……”指导员的话还没说完,连队卫生员郭桂忠突然跑进会场,大声喊道:“快救火!机务排宿舍着火了!”于是,大会不宣而散,争先恐后,冲出会场去救火。

着火的正是我们宿舍。原来我们撮进屋的煤,堆在小火墙上,好煤好烧,把小火墙烧红了,引燃了堆在上面的煤,所以屋里是浓烟滚滚,煤堆上面没大着。卫生员巡诊路过机务排宿舍发现了火情,不然后果难测,着实让领导和同志们虚惊了一场,我们很是不好意思。这真是连队民主,宿舍失误。

我们四人处理现场。用水先把引燃的煤浇灭,然后再把炉子浇灭,又把煤用锹从窗户撮了出去。这可是真真实实、纯纯正正的倒煤(倒霉)。一屋的煤水气味,开门开窗放气。我晾在屋里的白被衬,被煤烟熏了个阴阳面。其他宿舍的人也在开我们的玩笑,我们是大伤自尊,都愁眉苦脸,坐在铺上互相埋怨。十点多了,别人都已进入梦乡,我们还在开着门窗。为此,我们达成协议,开门关窗睡觉,不许盖被。又过一会儿,我们都受不了了。重新规定,可以盖被,但不准关门,谁关门谁是狗!于是,我也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

可能是后半夜两、三点钟,我隐隐约约听见他们在唠嗑。我也想加入,但感觉到脑袋不得劲,后脑勺发麻发木,手一摸冰凉。我害怕了,赶紧用手揉,并左右来回摇晃头。这时,大学生说话了:“看人家小赵多抗冻,最后一个醒的,比咱们都强!”说完,好像还勉强地假笑了两声,像夜猫子叫,非常。我摇晃了一阵,又揉了一阵,感觉好了点。才敢说话:“别提了,正冲门,把后脑勺都冻麻了!”接着,我也慢慢坐了起来,回头看了看。大学生裹着被坐着抽烟,老万和小犊子也躺在被窝里抽烟,他们宁可挨冻,也都不愿意违背我们临时做的王八屁股—龟腚(规定)。这时大家觉得该统一思想了。经过协商,老万说:“上次决定作废!现在由大学生关门,不是狗。”只见大学生迫不及待地回手一推,门就关上了。接着,大家继续睡觉。

和往常一样,老万又早早起来,哼着小曲打水洗脸,手拿缸子一进水缸,“咔嗒”一声到底了,原来是水缸里冻了足有一公分厚的一层冰。这一宿折腾得我们第二天都无精打采,煤,还是损失了不少。

 

二六  医院感悟

 

197484日晚,我开车在四号地打夜班翻地。夜班饭是馒头和土豆丝炒肉,吃完饭后我们继续干活。可一小时后,我就感到胃部是一丝丝不间断的难受。于是,我就边开车边用手不停地挤压和顶着胃部,不见效果。总有点似疼非疼的,终于熬到了天亮。

交班后回连队吃完早饭,我就无精打采地躺进被窝,希望一觉过去,什么都会好了。可睡了不到一小时,就被疼醒了。我赶紧起来穿好衣服,来到连队卫生所。卫生员问我咋的了,我就把过程简单叙述了一遍。卫生员给我开了两片胃舒平,我吃后感觉轻了点,就回到宿舍继续睡觉。过了中午,疼痛又有些加重,我急忙又来到卫生所。卫生员给我检查了一下,又连续按压和放松下腹部,并问我疼不疼,我说不疼是胃疼。他说:“好像是阑尾炎,我给你打一针,一小时后还疼,你马上来,咱们上团部卫生队检查,耽误了有生命危险。一会儿我忙完过去看看!”

打完针后,我回到宿舍也没脱衣服,径直躺在铺上,闭目期待着快点恢复正常,不知不觉又睡着了。大约五、六点钟,我又被疼醒了。这时的疼痛点可不是胃部了,而是下腹部,我便手捂肚子弯着腰,再次来到宿舍房后的卫生所。一进门,卫生员就问:“小赵,咋样了?我刚才去了你们宿舍,看你睡着了,以为好了,就没招呼你。看样子又疼了?”我连忙有气无力地说:“不行了,这回是小肚子疼了。”卫生员马上让我躺在床上,又重复了上次的检查程序,然后严肃地说:“阑尾炎,赶紧上卫生队!”说完就出去找车。就这样,我在疼了一天半宿之后,和卫生员一起坐麦收的汽车来到团卫生队。

卫生队位于团部南侧,在团学校对过、迎春邮局后身,与团科研站毗邻。卫生队不仅对流行性出血热和大骨节病有独特的治疗经验,还有技艺高超的习医生和倪医生,他们曾多次成功地进行了颅脑外伤等大型复杂的外科手术。

到了卫生队,卫生员郭桂忠和队长周殿开说明了情况,又坐汽车回连队了。于是,周队长又重复了卫生员的检查程序后,对我说:“小赵,你等一会儿,手术室里一个阑尾手术还没做完,等他们做完了,你就做,要是不做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你还告诉家里一声吗?”我说:“不用了。”周队长就住在我家的前栋房。

大约半小时,我就只穿一条军用短裤,赤裸裸地来到消毒室。当我躺在消毒床上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时,玻璃窗外有不少穿白大褂、戴白帽的医生护士们,口罩上面忽闪着乌黑的大眼睛,向这里张望。我是一阵羞愧,闭上了既紧张又疲倦的双眼。

不一会儿,我就被推进了手术室。麻醉医生又给我进行了局部麻醉,还不时用针刺我的身体,检验麻醉效果。当我已感觉不出针刺的疼痛时,他们就开始了我的阑尾切除手术。

这时,就见室外那些张望了很久的白衣天使们也蜂拥而至,里外三层地围在手术台的四周,只听麻醉医生滔滔不绝地讲述着。口罩上面一双双忽闪的大眼睛像无影灯一样照着我,我只有紧闭双眼,任凭他(她)们参观和宰割。我记得麻醉医生好像是位上海知青,主刀是技术娴熟的商医生和副手倪继轩(我们老一排的上届同学,倪医生的大公子)。只听倪同学笑着对我说:“小赵啊,你也躺在了我的手下?”我只是苦笑了一声,本想说句话报复一下,可在那些无影灯似的大眼睛注视下,也只好打消了念头。

这时,我就感到右下腹一阵阵火辣辣的热,手术正式开始了。不一会儿,就见倪同学手拿一根手指头大小的阑尾,让我看看。我这才微睁闭了好久的双眼,看了看红肿、还有些发白的化脓阑尾。这时,我就提出了要看一眼刀口的请求,倪同学同意了。可当我抬头想看正在缝合的刀口时,商医生忙说:“别动!你一动就不好缝了!”原来是我抬头时,腹部的肌肉绷紧了,影响了刀口的缝合。我只能遗憾地、无奈地把头又枕在了手术台上,没有看到我的刀口是怎样缝合的,只听麻醉医生还在讲解怎样缝合深层肌肉和表皮的过程。

前后共18分钟,晚9点多钟,我的手术圆满结束。倪同学又笑着对我说:“上一个人是自己走回病房的,你也试试?” 我是想自己走下来,可由于麻药没过劲,我的下身发木不灵活。倪同学又说:“你在学校里的劲头都哪去了?”我没能自己走下手术台,再一次败在了老同学的手下。到病房后,还是倪同学把我抱到床上的。

病房里,高高的屋顶,显得屋内很窄。日光灯的冷亮,加上镇流器的嗡嗡声,使屋内越发显得凄凉和伤感。我仰面躺在病床上,看着发白的屋顶,算计着何日能康复出院。一小时后,麻药过劲,我的刀口疼痛难忍,我不时地挪动双腿,来减轻腹部的痛楚。这时,一句温馨的话语传了过来:“小赵,还疼吗?”我转头一看,是我连的老肝炎邱老二(邱学谦,康拜因驾驶员,他在家里排行老二)站在我的床头,他的问候驱走了我的疼痛和寂寞。我感激地说:“邱师傅,快坐下!你是咋来的?”他笑着说:“我就住在这屋。这是传染病房,外科病房满了,今天下午现收拾现消毒的。”哦!原来是这样。

这时,对面那位我前面做阑尾手术的患者也说了话:“小赵,没关系,不然,他们也不会让咱们住在肝炎病房,老邱也不是传染期,不要怕!”他也是在劝我。我看到他家属陪伴在旁边,他也不时地说着、逗着,害得我也和他一样,总是捂着肚子强忍着不敢笑。这样,邱师傅就陪伴在我身旁,我劝他回床休息,他没有走,一直坐在床头旁的凳子上。后半夜,我小解,他又帮我拿便盆。因刀口疼,我好长时间没解出来,他又在引导我放松心情。邱师傅的热情使我心里热乎乎的,他的行动让我心里是更加感动。

天亮了,邱师傅又打来了温热的洗脸水,叫我自己擦擦脸,他是怕传染我,实际并不可能,可我还是心有余悸。护理员送来了早餐,吃完之后,我便打量起这个病房。四张病床摆在四个角落里,进门的右侧是前一位患者,他是科研站的一位车长,矮个,大眼睛,非常直率和爱逗,我忘记他的名字了。我在左侧,里面就是我连的邱师傅,另外还闲着一张床,放着零散的用品。

七点多钟,周队长领着医护人员查房来了。他(她)们挨个为我们做了检查后,我问周队长:“我能不能下地活动活动?”周队长笑着说:“可以,多活动还能防止粘连。”换药时,才知道我是缝了三针,那位车长缝了四针。那位车长在换完药后,风趣地对我说:“看看,你多好,少缝了一针,我的肚皮厚,油多,刀口就长。都怪你,把我养得这么胖!”他把矛盾又转到了他家属身上。可从笑容里面,我看到了他的自豪和对家属的感激,他还说出了他的手术做了四十五分钟,周围观看的是连队卫生员在实习。我手术时间短是因为他做手术时已经讲完了,你是拣了便宜等等,我听后还是手捂肚子不敢笑。

查完房不久,在工程一连当卫生员的一名女同学来看我,并且说:“原来你就是昨晚最后那个做手术的啊?”她的话使我非常尴尬。我生怕再有知情人和实习的卫生员来看我,让我遭遇到更加尴尬的局面。据我猜测,那些忽闪着大眼睛的实习卫生员里,最起码得有两、三名是我的同学。

中午,通过周队长的转告,妈妈和弟弟来到病房,并送来了午饭。妈妈在家属副业队上班,没时间,只有在这午休的时间来看我。之后,我又在弟弟的掺扶下,一瘸一拐地走回了家,晚饭后,在二弟的护送下,我又回到了病房。由于在家里起来,二弟拽我时,刀口抻了一下,非常疼。所以,后几天,我一直没出病房,坚持到拆线出院。可那位车长,却在四天后,没拆线就回家了,拆线时,我们又碰到了一起。

我躺在病床上,望着高高的屋顶,心里隐约的感觉到,房间各个角落里的病菌和病毒,正在四处扩张和扩散,尤其是那被褥、用具等等,让我非常困惑。由于住在传染病房里,精神作用和心理变态,我总感觉右肝部非常不适。回到连队后,更是心魂不定,忧虑重重,误认为自己得了肝炎。

秋翻地过后,进入冬季,我就拿着连队卫生员的介绍信,再次来到团卫生队化验肝功。结果是有一项高,建议我多吃些糖,并开了十五天的病假条,半月后再来复查。回到连队后,卫生员给我开了五斤糖,宿舍和其他车组的战友把每月定量的四两糖也都集中给了我。这半个月,着实让我吃了不计其数的糖。到卫生队复查一切正常,我终于去掉了我“莫须有”的一块心病。

这半月里,我还用牙刷把为王宁华抠个戳,用一个麻将牌给自己抠个戳(因连队领工资不允许签字,只能用戳,以前都是用别人代领)。后来,老万给了我一个戳料,我又重新抠了一个,一直用到前年。由于搬家,不知放哪了,难觅踪影。可它的印记却留在了我1976年打球纪念的笔记本扉页上,也许不久的将来,我会找到的。(照片49

通过住院这件事,使我又懂得了一个道理:就是不能随心所欲地给自己施加压力,唯心盲目地想啥是啥,要相信科学,要用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,来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我们自己的大脑皮层和细胞。

 

《爸爸和我》连载之七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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